在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前夕，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提交了一份重要报告。在这份报告中，罗荣桓郑重推荐了七位高级将领作为大将军衔的候选人。那么，这七位将领究竟是谁？他们最终是否获得了大将军衔呢？这七位被推荐的将领分别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和张云逸。他们都是在我军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做出重大贡献的高级指挥员。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慎重考虑，这七位将领最终都成功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我军历史上首批十位大将中的重要成员。这次授衔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军高级将领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展现了我军军衔制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这七位大将的评定，不仅是对他们个人贡献的认可，更是对我军革命战争历史的总结和肯定。

在革命历史中，滕代远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不仅是平江起义的核心领导者之一，还参与创建了红五军，成为彭德怀的得力伙伴。在红一方面军组建初期，滕代远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称为四大主要领导人，共同指挥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华北军区，滕代远与徐向前同任副司令员。凭借他的革命经历，完全有资格获得元帅军衔，授予大将更是毫无争议。然而，滕代远那时已转任铁道部部长，不再在军队任职。

李先念在历史上位居第二，他早年参与了黄麻起义，并在红四方面军中担任高级职务。在抗战期间，他负责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初期，正是由他指挥的中原突围行动，标志着全面内战的开始。

中原军区重建后，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两人均被授予元帅军衔。作为第二副司令员的李先念，原本也有资格晋升为大将。然而，此时李先念已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不再担任军职。

谭震林是第三位重要人物，他是经历过井冈山斗争的老红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南，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后来，他成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并担任第六师师长。

在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层中，谭震林位列陈毅和粟裕之后，成为该部队的第三把手。他的地位和贡献足以让他获得大将军衔。然而，谭震林选择了离开军界，转而投身政坛。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长期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薄一波在军事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作为刘邓大军中的关键人物，他参与创建了决死纵队，这支部队后来演变为著名的386旅。在386旅发展成为太岳纵队的过程中，薄一波担任了政委一职，与司令员陈赓并肩作战。正是这些重要的军事经历，使得薄一波在评定大将时具备了充分的资格。

在党内职务的排名中，薄一波的地位比陈赓更高。在中共七大选举中，陈赓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而薄一波则直接成为中央委员。后来华北军区成立时，聂荣臻担任司令员，薄一波则出任政委，担任了相当于一个方面军的主官职务。

薄一波的军职级别不仅高于陈赓，还超过了徐向前和滕代远，因此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他迅速从军队系统转入政府工作，长期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职务，在政府管理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子恢在历史上排名第五，与谭震林齐名，被誉为闽西三杰之一，也是新四军的重要创始人。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第四野战军的第二政委，而第一政委罗荣桓后来成为元帅。按照这一职务，邓子恢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

邓子恢当时已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其工作重心已完全转向行政领域，不再参与军队事务。作为农业领域的权威，他在农村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第六位是张鼎丞，闽西三杰之一。张鼎丞曾是粟裕的上司。粟裕在新四军第二支队担任副司令员时，张鼎丞是司令员。后来华中军区成立，中央打算让粟裕当司令员，但粟裕坚决推辞，坚持让张鼎丞担任正职，自己则担任副职。

张鼎丞完全有资格被授予大将军衔。然而，他已经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职，并且不再属于军队编制。因此，尽管他具备相应的资历和能力，但鉴于其当前职务和所属系统，他并未被评定为大将。这一决定主要基于他不再直接参与军事事务，而非对其个人能力的质疑。

王世泰在陕北红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第二兵团组建时，许光达被任命为司令员，后来晋升为大将，而王世泰则担任兵团政委，同样具备评选大将的资格。然而，由于他已被调任为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主要精力已转向新的工作领域。

罗荣桓认为这七位将领在我军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争时期指挥过关键战役，在军队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提议授予他们大将军衔。然而，结果出乎意料，他们不仅未能获得大将军衔，甚至连上将的头衔也未得到，最终他们都没有获得任何军衔。

这些人没能获得军衔，主要是因为他们都退出了军队。根据相关规定，只有现役军人才能参与授衔，既然他们已经不在军队任职，自然就失去了授衔资格。这个规则很明确，不穿军装就不能授衔，就是这么简单。

尽管他们没有正式军衔，但这并未削弱他们在军队和国家中的重要影响力。薄一波最终跻身于八位资深领导人行列，而李先念则达到了国家最高领导层级。

根据《我的父亲滕代远》一书中的记载，滕代远同志在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他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深入基层调研，亲临一线指挥，解决了铁路运输中的关键问题。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带领铁路系统职工日夜奋战，确保了军需物资的及时运输，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和平建设时期，他致力于推动铁路网的建设与完善，提出了"人民铁路为人民"的方针，为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滕代远同志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工作业绩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